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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两位运动员的死说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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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记殉道者伊利克·里达尔(Eric Liddell)

美国佛罗里达的一所海边居所,一声枪响之后,一名五十岁的中年男子骤然倒地。死者大卫·杜尔森(Dave Duerson),曾经的橄榄球明星,在NFL的职业生涯非常辉煌,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期间,连续四次参加NFL总决赛,两次获得冠军。在NFL打拼十年后,杜尔森于一九九三年退役经商。

杜尔森自杀前,曾寄给他的妻子艾丽西亚一条短信和一张内容相同的手写便条纸:“为了真相,请你务必把我的大脑捐给NFL大脑库。”二〇一一年五月二日,波士顿大学神经病学家对外宣布,杜尔森的大脑分析表明他生前曾长期受神经组织退化疾病的折磨,而且他也患上慢性创伤性脑病,这与他从事美式职业橄榄球有直接关系。科学家认为,慢性创伤性脑病源于激烈冲撞,以脑组织的逐渐退化和牛磺酸蛋白的积累为标记,有脑震荡经历者,患此病的可能性极大。切片分析说明,杜尔森的慢性创伤性脑病已经极为严重。

杜尔森所要寻求的真相已借着媒体大白于世人,可是一个生命已经无法挽回。在这真相背后,有一个更加可怕的真相,那就是“魔鬼,如同吼叫的狮子,遍地游行,寻找可吞吃的人”(彼前五8)。夺走杜尔森性命的,表面上看是疾病,是一次次严酷的运动撞击,实际上却是魔鬼撒但弯曲了人的心思,使运动员和观赏者适应了一套残酷刺激的规则,并乐此不疲。我们在为一个生命的陨落惋惜时,魔鬼仍在吞噬无数人。保罗说,自己成了天使和世人的一台戏,暗指自己被放置在罗马竞技场中,面对肉身必死的结局。在这点上,无论真相如何,世人如何惋惜,人被放置在必死地位上的事实,是人自己无力改变的。

从保罗的时代直到如今,人类欣赏竞技的热忱丝毫没有衰退,竞技者与观众的命运也大致相仿,不免是从出生到死亡,从辉煌到遗忘。但其中有若干超特的蒙爱者,因为认识神并认识真理,超越了魔鬼为我们设立的网罗。

一九四四年,中国山东潍坊的集中营里也有一位中年的退役运动员病困而死。他的死在当时的集中营实在太平常不过:由于缺乏食物和药品,潍坊羁押中外人士的集中营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。死者叫做伊利克·里达尔(旧译李爱锐),死时的身份是一个苏格兰传教士。可是如果将时间拨回二十年,伊利克是当年体坛的风云人物。

一九二四年的奥运会,苏格兰体育代表团短跑种子选手伊利克拒绝在主日出赛。由于基督的信仰在伊利克心中占了极重的份量,他毅然放弃了获得奥运百米金牌的机会—这是他最拿手的项目。这件事在数百万人心里留下深刻印象。当他意外赢得了他并不擅长的四百米冠军时,举国上下对他莫不心服。一年后,运动生涯如日中天的伊利克,却悄悄地退出体坛,成为一名传福音者,远渡重洋,来到内战正酣,被西方视作蛮荒的中国传福音。临行前,苏格兰首府为他举行盛大的欢送会,这是离国的传教士们所不曾有过的待遇。

二十年的传道生活使这位昔日的明星被人渐渐遗忘,逐渐没有人再提起。伊利克从一九二七年开始,在一个叫做晓张(音译)的地方传道。这地方几经战火,残破不堪,同时受到几支军队的威胁。在伊利克所服事的医院里,人们争论该救助哪一种士兵,是日本兵、中央军、八路军或是伪军。伊利克告诉医院里的医护人员,要对待所有的士兵如同神的儿女,因为祂眷顾他们。他们还提到,伊利克并不分日本人或中国人,士兵或平民,因基督曾为所有人受死。 在伊利克所剩不多的家书中,有一封关于他在战火中救助伤者的见证:

二月十八日星期六(应为一九三九年,编者),马车夫先行起程,几小时后,我骑着脚踏车跟上。到了晚上,马车夫来到距晓张十八哩远的霍州,在这里有我们宣教机构的房屋。我多骑三哩路,到北林渠(音译)见村长,和他商量并安排如何搬运伤患。这名伤患躺在距村庄一百码外的一座庙里,这庙因为很久没人清理,加上风沙不时吹入,就显得破旧脏乱。

没有一个家庭敢接待这名伤患,因为害怕日兵突然来袭,一旦被发现,必立遭捣毁,家里的人都将跟着遭殃。这人在庙里已经躺了五天。他的一个朋友天天送食物来喂他。地上铺着一床薄薄的垫褥,他就躺在垫褥上。我想起这些天,不论昼夜,天气都相当寒冷,尤其晚上,气温若不是零下好几度,总是会降到零度左右,实在很讶异他竟然还活着。此时,日本兵(一辆坦克和十辆运货汽车)正驻扎在一哩路外的隔壁村子。

我告诉那位伤患,明天一大早我们会回到这里,之后,我就折回霍州。那天晚上,当我躺下来,裹上那件旧羊毛外套后,脑海里所想的尽是明天的事:万一我遇上了日本兵,该怎么说?我伸手去找那本中文新约圣经—我总是将这本圣经带在身边。翻开后,看到的是路加福音十六章,当我读到第十节时,发现这似乎就是神给我的答案:“在最小的事上忠信的,在许多事上也必忠信。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,在许多事上也必不义。”神好像在对我说:“要诚实,要正直!”我就合上圣经睡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就上路了。当我们行近第一个村庄时,有个人站在村庄入口,很殷勤地招呼我们进去。我们很顺利地进了村庄。我们通过这村庄时,日军机械化部队正在该地四处巡视。很幸运,我们没碰上。

最终那位伤患的灵、魂与身子都得救了—他痊愈后信入了耶稣。伊利克罔顾宣教机构的再三警告,没有离开他所传福音的工场,回到本国。

一九四一年,通讯尚且通畅。到了一九四二年,西方世界和众多传福音者之间的通讯几乎中断。人们推测伊利克和其他弟兄姊妹已经被关进集中营。实际上,伊利克进入集中营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。

羁押并没有阻止伊利克的事奉,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安慰、顾惜身边的人。在他身体尚好时,他负责教导集中营里孩子的体育运动。一次,孩子们在主日踢球,要求伊利克当裁判,这使他非常不快。伊利克是一个为了主日放弃奥运冠军的人,“主日乃是分别给主的日子。”这是当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对英国国王的宣告。然而经过一夜的祷告之后,他竟然同意了孩子们的要求。那个主日,认识他的人惊呆了:这个绝对到为主牺牲运动生涯的人,为着集中营里的一帮孩子,竟牺牲了自己最为宝贵的原则。那个主日,伊利克成为孩子们的裁判。神将他带入了更深的服事。

伊利克的健康每况愈下。一九四四年,他终因脑瘤病发去世。在关于伊利克许多的回忆中,最后一段乃是他的葬礼。伊利克过度工作,体力衰弱至极。然而因他的活力,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病痛,以至后来他骤然去世时,几乎无人相信。“我只记得全营区弥漫着惊愕激动的气氛,”他的同工以撒贝尔·哈伦写道,“我们只觉得,这不是真的…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死的。” 神仍接走了祂心爱的儿子,为了满足祂自己。纪念与追思在潍坊的集中营里变得无法遏制。十天之久,潍坊的集中营里弥漫着伊利克生前最喜爱的诗歌—《我灵镇静》:

我灵镇静!主正在你身旁,

忧痛十架,务要忍耐担当;
信靠天父,由神安排主张,

万变之中,唯主信实永长;
我灵镇静!天友最是善良,

经过荆棘,引到欢乐之疆。

这个时候,他的同国之民,大多已经不认识他了。 当人们口传伊利克去世的消息时,总有如下的对话:

“伊利克是谁?”

“就是那个奥运会冠军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情,我们这里还有奥运冠军?”

“一九二四年。”

“噢,那是二十年前了。”

一九四四年,以当时的情形看,人们几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人。在一九二四年的奥运会过去了近九十年后,我们今日几乎叫不出一个当年奥运冠军的名字。但这位拒绝出赛的“怪人”,却因他赤诚的信仰,并因他为主殉道所发出的馨香,至今被人纪念。神的工作超越了时空,那个在潍坊其貌不扬,枯槁衰残的中年人,今天却成为基督信仰行列上如云彩一样的见证人。

一位弟兄在谈起伊利克一生的选择时如此说:

在主日和奥运会决赛之间,他选择了主日;在他运动生涯的高峰时期,他选择了来到落后的中国;在日本侵略中国最危急的时候,他选择了留在中国;最后在集中营里死去……翻开中国的传教史,发现在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传教士来到了中国,并在中国殉道。然而,更让人惊讶的是,他们的死带来了更多传福音者。

“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,”二世纪的教父特土良如是说。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两位退役运动员,橄榄球手杜尔森为真相(truth)而死,短跑选手伊利克为真理(truth)而死—其价值何等不同。前者的死所带来的不过是一声叹息,后者却打开了许多人的信仰之门,生命之门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一个青年演员查理森在看到关于伊利克的剧本后,不禁认真读了一遍圣经。他说:

“这是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仰,我想这对他而言,其重要性远超过一切事物─甚至超过他自己。为要了解他,我将圣经从头到尾彻底地看了一遍。我必须从基督徒信仰中去发掘一些事,使我能有他那样的感受。结果,我发现这其中有许多的事物,对任何人都是非常真切的。圣经中,有许多极深奥的智慧存在。”

最终,演员查理森信入了神,也完成了他的心愿—在电影中扮演伊利克。这得益于殉道者伊利克的见证。“我从这人身上学到许多功课。这听来似乎是陈腔烂调,却是千真万确的。如果你像我一样认真地研读圣经,你绝不可能不会从中学到一些东西。这真的令我感触良深。”

伊利克死后十天,身边的弟兄们在安息聚会上宣读了伊利克临终的遗言:“完全降服。”这个完全降服于主的人,成就了何等的自由;他的死成就了何等的生命;他的奴役带来了何等的释放!愿神祝福爱祂的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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