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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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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○○年,我二十出头,还是个爱幻想的青年,来到德国,在一个封闭的小城市Weimar读书。那里风景如画,学院林立,不过中国人很少。一天我正在搬家,一个德国老太太敲了我家的门,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一些好消息。很自然的,出于“教养”,我让她进来。于是我得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本圣经。

接受了这一本德文圣经以后,“麻烦”就不断了。老太太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执着的人之一。很显然,我和蔼的态度助长了她的信心,于是她开始了漫长艰苦的拯救计划。时值二○○二年底,对于当事的双方,我们大约都没有预见到对方的顽强。老太太一如既往地敲门,带上新鲜出炉的蛋糕或饼干。我则一如既往地客气,请她喝茶。这个老太太叫Renate, 德语词根是“拯救”的意思。我中文名字意味木头,的确是和木头一样顽固。我直接了当地说,我觉得圣经很好,但是和我的知识体系冲突,我相信进化论。我尊重所有人的信仰,甚至敬佩某些基督徒,但是我很难仅仅相信一本书。Renate则问我,那么,你读过圣经吗?我回答,没有,但是我会去读读。

我读圣经是出于骄傲,也出于诚信的观念,答应别人读了就要真的去读。但我想读出其中的破绽,然后说服执迷不悟的基督徒。我当时没有中文圣经,一本德语的路德圣经,读起来很是头疼。我德语再好,用于和以德语为母语并熟读圣经的人辩论,还是大大吃亏。公平起见,Renate为我准备了一本中文圣经,然后以一个老人最大的信心开始学习中文的拼音。她甚至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本带拼音翻译的德语圣经,然后背诵中文发音。我数次对她说这样做没有必要,可是她坚持。久而久之,我只能随她。而我,则守约梳理圣经知识。这并不是一个信徒的阅读方式,只是知识性的梳理,一点一点读。如果读到与我的认识相差太大的经文,就整段跳过。

如此反复,转眼一年。我提了无数的问题。Renate风雨无阻,每个星期来一次。逐渐地,我的敌意消失了,最初觉得她可怜,然后觉得她亲近,最终觉得她可敬。最后一次挣扎是关于旧约圣经撒母耳记,我问她满是恩典的神为什么要击杀自己的子民。她则用罕有的威严问我,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吗? 你觉得他们是罪人吗?

这个问题在日后时时萦绕我心头:我是罪人吗?我和世人一样都有罪吗?尽管Renate答非所问,但那一刻,我心里清楚,我的确是有罪的。这种直接了当的询问,在我里面撕开了一个裂口。我很爱和Renate一起读经文了,生命出现若干奇妙的转变,异常蒙恩。毕业在即,我的工作很顺利,被教授派回上海,组织一个外资事务所的代表处。临行前,Renate很高兴也很忧心,尽管我们之间有“君子协定”,她不能强迫我信主,但她仍问我是不是愿意祷告接受主。我犹豫了一下,出于对Renate的信任而不是对基督的信,我同意了。但事实证明,有着神恒久之爱的Renate,还是低估了我的顽固。

一切都升级了。我拿着足以让人羡慕的工资,在外滩豪华办公室里,接触着金光闪闪的资本家。一个夜晚,在和平饭店的楼顶,一位在生意上扶持我的J先生指着黄浦江中的一艘游轮说,那是他的,然后看着我说,“十年内,你也会有你的一艘游艇停在这里。”老实说,我瞬间就被这万国的荣华所迷。从和平饭店往东看,满目华彩。黄浦江粼粼的水面照着两岸高楼的光彩,青年人心里满了激动。

 

Renate曾在我心里种下了基督的种子,她以最大的信心将我心田里贫瘠的土壤变得肥沃。可是不等收获,J先生就在这心田里播下了另一颗种子—玛门(钱财)。“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;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,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。你们不能事奉神,又事奉玛门。”日后,当我重读新约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时,心会不禁颤抖。外面的人尚未销减,里面的人如此稚嫩。我人生的第二个导师,J先生,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。睿智、正直、博闻强记,深谙一切规则却举重若轻。他将我带到“极高的山,将世上的万国,和万国的荣耀”指给我看—犯罪之路由此展开。 拜玛门是有后遗症的,我在上海的工作陷入了以金钱润滑的恶性循环。几乎一切的事情,都被我与金钱等同起来。在世界的游戏规则里,这种思路也的确是最有效的。奇怪的是,我虽然赚了些钱,但这些钱赚得让人难受。

这样的生活也在改变我的内在气质。我开始缺乏同情,一味催促同事,节约成本,拖欠付款。我运作的代表处,拖欠的应付款不断上升,从五位数到了六位数,再成为七位数。不是我们没有能力付款,而是按照“游戏规则”,凡事必须“利益最大化”。

 

一次我回到南京父母家里,谈起“剥削”的正当性。母亲愤怒地说,你怎么变成这样,只管自己赚钱,不看看普通人是怎么样生活的。我当时心里震惊,问母亲我怎么变了。母亲说,她喜欢我去德国前单纯的样子。我对她说,你不是希望我能上进奋斗吗?我现在正在奋斗,难道我不去作狼,去作一只羊也可算奋斗吗?母亲默然。她一辈子吃苦,心地善良,单纯地相信儒家的学而优则仕,督促我读书上进,没想到结果却并非她所愿。当天,我异常后悔说出这样的话。我突然反思这些日子,发现在德国那么久,我最好的朋友是Renate—本是一个陌生人,没有任何交集,为什么会与她成为忘年的朋友呢?我很茫然。

转眼到了二○○四年年底,我到上海将近一年,众人眼中的骄傲,自己内心的虚无交织成一股力量,这股力量横冲直撞,把我带向自卑、自大的两重困境。二○○四年岁末前的几日,我遇到了我的妻子。她来自美国加州,在遇到我的时候是一个福音朋友,去过聚会,接触过基督徒,不信神,却爱唱诗歌。她简单直接,有异常执拗的是非观。对于她心灵中厌恶的事情,她坚决抗拒,她常常要求我对得起良心。

 

由于要对良心和太太负责,由J先生指明的那条大道就失去了吸引力。我开始减少出门应酬的次数,对于生意,懒得行贿,甚至对于索贿的暗示也懒得应付。另一方面,我开始寻找聚会的地方。Renate姊妹爱我,怕我摔倒,所以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成全我的成长;可是在上海,弟兄姊妹虽然也爱我,却不会溺爱我。我当时忙于世界的事业,疲于奔命;太太性格敏锐而封闭,是个艺术家。我虽然很想聚会,却被世俗捆绑着;她虽然没有被世俗捆绑,却被自己的观念束缚着。这个阶段是非常奇怪的恢复期,我想着与神和好,却用着自己的方式献祭。我不太热衷于聚会,仅仅宣称自己是个基督徒。

 

同时,出于良心的不安,我开始做一些公益事业,援助了三个艾滋病孤儿—姐弟三人,两个高中生,一个初中生。后来大姐考上大学,学费却无从着落,我实在觉得无力资助了。在聚会里我心里想着这位大姐上大学的事情,一个从美国来的弟兄突然对我说,这三个孩子的生命和你密切相关。他话中的威严,使我大为震惊。我突然发现,自己立志行善的信心是如此之小,随时都会退缩,柔软的心如此容易刚硬。我真的爱那几个孩子吗?或者只是为了我内心的不安找个安慰的借口?我当时很少祷告,当天实在不行,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困扰,也与弟兄姊妹一同祷告。

 

神怜悯我的小信,第二天就有一位弟兄和我联系,说愿意和我分担那位大姐的学费,还愿意向他们传福音。我心里实在感动。记得当天,孩子们的父亲(艾滋病晚期患者)等候我们的汇款。当他说他收到钱时,几乎泣不成声。我心里既难过到了极点,又得到了莫大安慰。我对大姐说,和那位弟兄多多通电话。我说这话的时候,真的看见了自己的小。现在想来,这次就着自己的献祭,若不是得到弟兄的帮助,难保我不会像该隐一样心生愤恨。感谢主。

二○○五年,我在世俗的援助事业也走到了尽头。在一个朋友的照片里,我看到了一个艾滋病孤儿,正用刀在手臂上刻字:一只手臂上刻着“忍”;另一只上正在刻“杀”。我当时突然觉得,对于一个充满了仇恨和压力的人,仅仅供给生活所需,绝不能称为正义。“人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,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。”这句话是我十七岁那年在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里读到的;之后好些年的时间,被我奉为审察他人的明言。然而在那个时刻,我发现,我以为自己正在营救困境中的奴隶,却不察,自己就是这奴隶。那一天,我亲近了主。

 

人是健忘的。我将一切的良心困境归咎于中国的环境。二○○六年夏,我们最终决定,放下上海的工作,逃离金钱的吸引,也逃离良心的控诉,到美国老老实实地开始新的生活。

 

在美国,我忽然失去了属世的负担,变得“自由”起来。没有客户需要巴结了,没有官员需要贿赂了,没有员工需要担负了,也没有合伙人需要负责了。这如同一个漫长的假期,我在加州东湾温暖的阳光海风里,真是舒服。我仍然自称基督徒,但是不去聚会,不太读圣经,对于圣经背景的历史、知识却格外感兴趣;醉心于哲学和神学,却对基督的死而复活没有感动。通常这样称呼自己:文化基督徒。
开始的时候,我英语很差,但是专业不错,就做技术工作,接些在中国几乎是忽略不计的小活,两个月做一个,就足够生活。我与妻子对于钱都没有太大的追求,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时间。我们两个人制定了庞大的阅读计划,涵盖哲学、艺术、历史和文学。她系统地阅读先秦史,而我则开始阅读宋史。这几乎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—自己写一部宋史,不再以断代或人物的史观去记录,而是一部托克维尔式的社会史。为此我整理了一百多本专著,无数的参考文献,仔细地阅读《艺文志》、《食货志》和宋元笔记。奇怪的是,这种学问的追求却丝毫没有带给我满足感,我只有以学无止境安慰自己。一次我太太对我沮丧地说,看来我们两人潜心读书,也要二十年才会有些小成。我也很感慨,人生里最年富力强的二十年要用来消耗在这事情上。这曾被我们认为是我们最有兴趣的事情,真的深入进去,却极为空虚。在《浮士德》里,浮士德博士受到这样的诱惑:可以得到自然奥秘的智慧,却永远不能得到幸福和永远的生命。《浮士德》下卷写成的时候,歌德已经年衰不堪,时间的珍贵促使他必须反思智慧的虚空。
在那个时候,我们两人都没有反思,反倒变本加厉地追求属于世界的智慧。

 

二○○七年,我太太申请到了一所很好的大学,应允了全额奖学金。义无反顾地,我们两个没有祷告,就跑到了纽约。二○○七年下半年,实在经历了痛苦的选择。人类的痛苦有两个,一个是得不到,另一个是得到了。那年的年底,这两个痛苦充斥了我们全部生活。我太太的教授是个异常严谨刻板的人,他要求他带的学生毫无意志地服从,偏偏我太太是个极为自由随性的人,从不妥协于自己的主见。

 

矛盾终于爆发了。我太太是学生中工作最努力的,通常担负了小组里八成的工作。因为我们同专业,我还在家帮助她做一些。可是她却是教授最常批评的对象。到了一个时候,她沮丧到了极点。一天傍晚,她走在街上哭,我能安慰的话都说完了,就默默地陪着她。突然在前面看见了一辆小卡车,上面写着“Jesus loves you”(耶稣爱你)。 看着这样的安慰,我们如同溺水的人,不禁流泪走了过去。主在做恢复的工作,而我们把神当作止痛剂,有了病痛就想起祷告,病痛过去就忘记一切。蒙神怜悯,这个状况在二○○八年九月二十日这一天被彻底颠覆了。

 

二○○八年九月二十日,是我太太和我真正见证神的一天。也是使我们真正有份于神计划的一天。如果说,这天之前,我们还是良知上的基督徒、思想上的基督徒、文化上的基督徒、求恩典的基督徒,这天以后,我们两个则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。九月二十日的下午,我的姊妹一如既往地看着哲学和历史,突然想起,从没有仔细读过圣经,竟然把西方最伟大的经典忘记了。于是拿出圣经,开始读马太福音。据她描述,那天,她读到圣经的那一刻,泪水立刻就不能停止,边读边哭,满眼看到的都是爱。我只对她说过圣经这本书很好,耶稣的教训超凡。从那日起,圣经上的文字对我们成为鲜活的显现。

 

我下班回家,见到她泣不成声。她看见我推门进来,严厉地质问我:“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,圣经是真的?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,耶稣基督是神?”这两个问题将我震惊了。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“圣经是真的”,这句话竟然从我太太口里说出,一个被理性启蒙捆绑了二十多年的人,一个前一天还在和我讨论周濂溪和王阳明的哲学的人,一个珍贵先秦文化,宝贵祖宗遗产的人。她竟然说,圣经是真的。那个时刻,我的灵里火热,立刻与她一同做了一个长长的认罪祷告。我真的感谢主,我几乎,或者说已经跌倒不能起来了,被世界、文化、哲学、宗教拉下去了,现在重新站立。

 

三年过去了。离开我们清楚地得救已有了一段时间;但回头看来,仍满是神的恩典。这一切的经历,成为写在我们旧人上的新歌。那旧日一切的死荫,都成为我们救恩的准备。偶然回首,不能不用诗人曾宣告过的激励自己:“我的魂哪,你为何忧闷?为何在我里面烦躁?应当仰望神;因我还要赞美祂,祂是我脸上的救恩,是我的神。”(诗四二11)

 

— 吴弟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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