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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与信仰的奇妙结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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◤访香港大学教授杨姊妹◢

 

杨姊妹,香港大学晨兴基金教授,香港大学化学讲座教授,二○一一年荣获“第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”,也是港澳区首位获此殊荣的女科学家。她致力于中药雷公藤之抗癌活性研究长达十八年,从其活性分子的化学合成着手,找到其生物作用靶点,研发出一系列低毒性、高效能、分子结构更简单的抗癌新药物,为药物设计带来新的思路。

 

我出生于四川自贡,出生不久就跟随父母举家搬到一个“三线厂”,从小我是在华蓥山长大的。山区孩子入学早,我六岁就上学读书,小学四年半,中学五年,十六岁不到就进大学。厂里的人际关系密切,小孩子功课不懂就到老师家请教;加上家里的娱乐不多,人读书就专心了。我两个姐姐因为碰到文革上山下乡,耽搁了学业,没能考上大学。我很幸运,读初一时文革结束,全家人都把希望放在我身上,让我好好读书,师长也很支持我考大学。

 

我考高中是全县第一,考大学也是全县第一,全地区第二。因为帮我补习的老师是复旦大学毕业的,告诉我很多复旦的事,我一听就想去看看。所以,我选择到复旦大学就读,被录取进化学系。在这偏远、落后、贫瘠的山沟沟里,我是第一个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人,就像中了状元一样,厂里的人都很为我高兴,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,我家人也觉得与有荣焉。

 

我进复旦时年纪很小,不到十六岁,突然到了一个新鲜的环境,整天就想着玩,不懂怎么管理自己,也不懂该怎么自学。大学不像中学,把老师教的功课读完就了事了,加上每个人都是全国各地的尖子,所以我第一学期的成绩很差。所幸同学们对我很好,和我讨论怎么念书,教我怎么学习,之后我的成绩就慢慢好起来, 那几年我过得很开心。

 

我大四的时候,学校有个推荐公派出国研究生考试的机会。考上公派留学,可说是我出国留学的唯一途径。当时,凡要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必须先通过身体检查,通不过就没有资格参加校内的选拔考试。检查结果,我的肝功能指数略为偏高,就被安置在隔离病房。我很难过,因为这意味着我没有机会考公派研究生,也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了。想了一整夜也想不出所以然来,只能好好在医院休养。在医院里,营养很好,休息也很够,一个月后我的身体已经很壮实了。因着我人勤快,常常帮着医生护士做事,逐渐就和医生熟识起来。我们几个同病相怜的同学,就央求医生再给我们检查的机会。后来,老师和医生都同意,如果这一次体检的各项指标都正常,就让我们参加校内选拔考试。检查结果,我和我同学都顺利通过了体检,参加了校内研究生选拔考试。真没想到,我能有机会被学校推荐参加公派出国考试。当时,全国各大学一共推荐了一百位考生参加考试,总共录取五十位,而我的成绩是第二十名。当时,我觉得老天很眷顾我:一个连校内研究生考试机会都没有的人,竟然被公派出国留学,简直不可思议!

 

八六年八月十三日,一行六、七位同学同一班机飞抵美国。我的美国梦也从此开始。我和另一位同学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,各方面都很理想,师资、环境、学术气氛都很好。一年后,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公派留学生,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博士。我们交往一年就结婚了,之后我就转到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攻读。这样,我在哥大读了两年,在普林斯顿读了三年,拿了博士学位之后,又去哈佛大学作博士后,从纯化学转到化学生物学。

 

我先生第一年在普林斯顿就有人传福音给他,也参加过聚会,不过那时候他的心完全不在信仰上。我接触福音是通过一位复旦的同学,我帮她申请来普林斯顿就读,后来她因着生孩子,很得弟兄姊妹的照顾,所以她有时对我说到信耶稣的事。当时我的心全都在学业上,盼望快快从博士班毕业,所以没有跟着这位同学去聚会。在哈佛两年也没有人向我们传福音。一直到了香港,我才有机会真正接触到基督徒。

 

九三年,香港大学聘请我们夫妇回国任教,我一路从讲师做到副教授、教授,生了两个女儿。这期间,我有很多机会受邀回美国任职、做研究,但基于种种原因,我们一直留在港大。虽然我们的人生似乎有了成就,但是到了一定程度,也会觉得不知如何再往上冲。到了○七年,我生老三之后,我父亲突然死于膀胱癌。这给我很大的打击,从小所依靠的人没了,心里觉得特别空虚。我常常伤心落泪,睡不着觉,加上家人对老三是个女孩不是太高兴,心里就觉得很压抑烦闷。

 

父亲去世了,我深深体验到人生无常、世事无定,根本抓不住永恒的东西。想到我父亲对我那么好,却是说走就走,我甚至没机会陪他聊天,也没机会带他出国走走。他没等我研发出治癌的药物就走了,我觉得很愧疚很沮丧。二十多年来,我倾心致力于科研,秉持“Make the best out of the worst situation”(困中行健)这个座右铭,在求学与工作上披荆斩棘,克服了种种难关与层层瓶颈,一路称得上平顺成功,但在对待家人上却觉得很无奈也很无力,有许多的疏失与不及。至少作为我父亲的女儿,我没能为他做什么;而作为我女儿的母亲,我满了挫折感,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有效地教导她们。这两面都令我觉得很失败。

 

虽然我在化学生物学领域被授以“晨兴基金教授”的头衔,且有上千万的资金注入我的科研,但这些都不能使我的心情有所好转。○八年春节刚过,先生提议带孩子去基督徒的聚会看看。没想到孩子很喜欢聚会,很爱听老师讲圣经故事,我也很被诗歌所摸着。第一次听他们唱诗歌,我很受感动。有个东西触碰到我的深处,我忍不住流下眼泪。好久没有这种触动真情,满了真爱的感觉了,我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一批真诚的人。

 

以前,我的同学、朋友,甚至我的学生都曾经向我传福音,邀请我去聚会。基于我是一个无神论者,又由于我对信仰的观念,一直认为只有软弱的人才会信耶稣,所以与主耶稣屡屡擦肩而过。其实那时候的我,已不知不觉落入一种软弱的状况,只是自己不知情罢了。虽然我每周只有一次聚会,然而内心却感到无比的舒坦,有莫名的力量充满我。我发现,科学与信仰一点都不冲突:科学是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,而信仰是探究人与神的关系;科学说的是物质与精神的世界,而信仰说的是物质、精神与属灵的世界。

 

由于我已经聚会了一段时间,也于○八年十一月祷告接受主,又听说当年一同考上公派留学的一位老朋友,不光信了主耶稣,还成为全时间事奉主的人,所以我很想找他谈一谈信主的事。○九年三月我和这位老朋友以及他的同工见了面。在这之前,我自认为对圣经略有追求,可是与他们见面一谈,才发现自己对圣经的认识实在太肤浅。他们把讲到旧约圣经的中心线,又讲到神的经纶与计划……从创世记讲到启示录,讲得头头是道,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,令我觉得很希奇、很新鲜、很宝贵。

 

之后,他们邀我同去澳门传福音。我说,我什么都不懂,怎么传福音?他们说,没关系,就当去旅游吧。就这样,我跟着他们一行人去了澳门,参加福音座谈会,听他们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,不仅消除我许多的疑问,我也从中得到极大的启发,真觉得信主这一条路是走对了。○九年八月一次特会,我这位老朋友又来香港,我们全家四口都受浸了(小女儿还小没能受浸),喜乐得不得了。一周后,弟兄姊妹来看望我们,问我们感觉如何。两个女儿兴高采烈地说,这星期她们俩都没吵架。原本她们是天天吵架的。受浸之后,我们一家人特别开心,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,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一点信主受浸呢?

 

其实,我得救前后是我人生最难受的时候。家庭是一面,科研是另一面。实验室的一个课题是中药雷公藤中活性小分子的化学合成,旨在研发出低副作用的抗癌药物。因为生物实验室筹建起步较晚,研究人员到位也晚,没能赶上预定的计划与进度,很多测试的工作都没跟上进度,而雷公藤中活性小分子类似物的毒性和活性的分离也还没有完成,所以出资集团做过绩效评估之后,打算○九年年底就“腰斩”这项科研。可想而知,我作为实验室负责人的压力有多大,眼看科研成绩就要出炉了,却在这紧要关头被中断,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与不舍!

 

所幸的是,我受浸之后参加初信训练,也有姊妹带我晨兴、读经、祷告、追求真理、享受基督,使我在信心和喜乐中度过这段煎熬的日子。另一件让我格外惊喜的事是,之前我被授予“晨兴基金教授”的头衔,而“晨兴”的含义是晨晨复兴。原来“晨兴基金”的创办人也是主里的弟兄,以“晨晨复兴”的含义为这个基金命名。所谓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,基督徒每天的生活,乃是每早晨借着来到主面前、与主接触、瞻仰主的面光、享受主的活话,而从主得着复兴。正如圣经说,“我们不至消灭,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,因祂的怜恤不至断绝;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;你的信实,极其广大。”(哀三22~23)

 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科研资金的失而复得。科研首要的动力是兴趣,要保持长久持续的兴趣是很难的,因为常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与限制,譬如科研资金的来源与利益。以前我做科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但这次雷公藤课题面临腰斩的厄运,却让我主观地经历了怎样与主交通,与主的身体交通,经历了主的信实与大能,以及主身体的扶持与供应。并且我意识到,再大的难处与重担都可以带到主面前,交在主的恩手中,让主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与方向。我相信,如果这项科研是主所要的,是讨主喜悦的,主必带领我走出这个困境。

 

那时,我过着一种与主交通,享受主,与主生机联结的生活,尽管项目将面临腰斩,实验室的团队仍然干劲十足地做最后的冲刺,专注地思考、研讨一个又一个的问题,扎实地进行一个又一个的实验、测试。在过程中,我常常有在黑暗里摸索的感觉,不知结果将是如何,因而怒气与烦燥有时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。但感谢主,借着呼求主名转向主,借着将科研奉献给主,并求主亲自来带领,我就能静下心来做深入的思考与钻研,抽丝剥茧地解决问题。逐渐地,神的带领露出了一线曙光。我发现雷公藤活性分子类似物的毒性数据是有规律的。这道曙光成了我们继续往前的基石与踏脚石。

 

其实全世界对雷公藤的化学及生物学的科研已近四十年,不少临床研究均指出,雷公藤中的活性分子具有极强的抗癌、消炎、抗肿瘤及免疫的功效,但其本身毒性甚强,以致久久未能被用到抗癌药物当中。因此,只要把它的毒性和活性分离开来,一定可以开发出一系列的抗癌药物而广泛用于治疗。然而,一直以来始终没有任何活性和毒性分离的突破。就我而言,我也毫无把握能够完成这项分离的艰巨任务。我真要见证,如果没有神活的引领,我们不可能走出在黑暗中摸索的深谷。

 

整个科研团队有三十多位同仁,包括博士后、博士研究生和研究助理等。我如果没有主,怎能在内外交逼的压力下,有条不紊地带领团队拨开迷雾、突破重围呢?信入主、仰望主、并跟随主的带领,对这项科研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这全要归功于我有正常的召会生活,如与姊妹们一起读圣经,先是英文,后是中文,甚至和我的团队一起读圣经。对我而言,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以前我总认为自己搞科研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,哪有时间聚会、读圣经?事实上,这对科研取得具体的成果与突破,有着举足轻重的关联性与关键性。一○年初我心里很清楚,这项科研已经有了极大的突破。

 

记得当天,出资集团给我电话,商议签定“中止合同”。在他们看来,多年的研究都没有进展,项目盈利已经无望。接到电话,我心里却不着急,笑着回答说,要不要先看看最新的实验结果再做决定?出资方将信将疑地来到实验室,看到我们的成果,大为惊讶,自此不再提终止合同的事情。因为○九年科研的成果是有规律的毒性数据,这在开发一系列抗癌药物上是毫无价值的,但一○年科研的成果,对开发一系列抗癌药物而言,将是无价之宝。一○年五月出资集团作了成果评估之后,不但没有中止这项科研,反倒追加投资。

信主以后,我看待科研的眼光完全不同了。我看见:我活着是为主活,做事情也是为主做;我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,一切的成果也是归主所有。我不再为自己的利益做科研,而是为主的权益做科研,为要见证主,叫主得荣耀。因着有这样的认定,所以我在做这项科研时,就能够忠信地做到底,也能够锲而不舍地做出成果来。如果这项科研是为我自己做的,我早就打退堂鼓了。我有三个孩子和一堆的学生,还有诸多不顺的事,凭我自己怎么可能坚持到曙光渐露的一刻呢?

 

当我把科研与信主结合在一起时,那个感觉和经历是很不同的,不但有具体的成果与突破,最重要的是更多认识主,经历主,享受主,得着主自己。这其中有许多从主而来的智慧,是远远高过从我有限头脑而来的智慧。因为“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,都藏在祂里面。”(西二3)一切的动力与智慧都从主而来,并且“信靠祂的人,必不至于羞愧”(彼前二6),因为有永远的价值。我最深的感触是,如果我老早就信主,我的科研之路就不会走得那么孤单、艰辛、崎岖了,而是随时都可以取用、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丰富与加力。

 

感谢主,不但我个人有科研上的经历,成了蒙大恩的女子,连同我三个女儿也很蒙恩。我家就在香港大学附近,一○年四月,我们开始把家打开来聚会。第一次聚会来了三十多位,大家都好喜乐,三个女儿也非常开心。以前她们总是吵吵闹闹的,没想到现在也学会了照顾更小的孩子。现在我不担心怎么教导我的女儿,因为在神的大家庭里,不光有主作我们的生命,更有许多可学习的榜样。把家打开,不但全家人蒙恩,连植物也乐开怀。那天晚上,我们家那两盆一年也开不了一次花的君子兰,竟然同时开花了。

 

因着我家就在港大附近,所以学生聚会、读经小组也常在我家。实验室有十多位学生学者也参加了读经小组,已经有多位同学受浸。我很喜乐,主能使用我的家作为福音的出路。求主得着这一代的青年人。

 

末了,我要重复强调两件事:信主这一条路我是走对了,我还把科研与信主结合在了一起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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